其次是人。
比如江宁知州是王安石的人，那么他肯定支持变法，自下往下梳理，江宁无形中就会成了王安石的地盘。不过在宋朝想通过这个人控制地方，同样很难。一是各路转运使与刑狱使只是一个承接机构，对各州军没有实际掌控权利。二是宋朝各州军数量太多了，三百多个，没有那一个宰相能掌控三百多个州军官员的能力。
于是宋朝前期除了赵匡胤时代的赵普外，再没有出现过超级权相。
但现在王安石为了变法，不得不“简政”，将权利划分清楚，各部司权利集中，包括自己也是这么做的，如军器监，原来西府插手了。三司插手了，内藏库插手了，一些大州府也插手了。然而除了地方那块，余下京城部分，自己将它们一起集中了。集中的好处，权利清楚，职责也清楚了，就能实现真正的问责制。可这样一来，掣肘的也少了。
军器监问题不大，它只是负责生产与贮藏武器的，然而放大到全国大政上呢？
韩琦又恶心了一回赵顼。
所以赵顼有了后来的心理。想变法，必须给王安石更多的权利。给了更多的权利。赵顼又更加不放心，于是坚持“异论相搅”。朝中一直留着反对党。
这样的心理……
王介甫，你真做好准备了吗？
诸位官员鱼贯入殿。这个朝会也不是象后人所想的那样，第一人很多，即便起居朝也有近百号人，这种大朝会好几百人，实际京官更多，还有许多更低层的京官，连参加朔望大朝的资格都没有。
其次越是大朝，越是近乎形式。一般言事，都是将奏子递到两府或者御史台，再通过这三个部门决策，若是事关重大，再由三个部门交给皇帝亲批。另外就是一些亲近的大臣有密奏权，直接交给皇帝的，有，不过不多。
另外就是不得有违朝仪，如范仲淹问王曾，你为什么不管吕夷简，王曾说了那句有名气的话“夫执政者，恩欲归己，怨使谁归？”后来忍无可忍了，吕夷简，我们同归于尽吧。
他不用上书，只简单地来到赵祯面前，说吕夷简收贿赂，结党营私。吕夷简说证据呢。王曾微微一笑，何必要证据。然后又将它放大到朝会上，导致蔡齐与宋绶二人在朝会上争吵。蔡挺王，宋挺吕。行了，有违朝仪，四个正副宰相全部下去！
所以一般真正的大佬，除了言臣外，罕在朝会上奏事。
就是害怕被“小臣”挟机火拼，以小换大，将自己换了下去。
因此往往大朝会，多是一种形式，大家走一下过场，便散朝，各回各的部司做事了。
但这次大朝会有些例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