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在唐宁街10号，跟首相、财政大臣和体育大臣有过了想法上的沟通，然后又去唐宁街12号，跟政策联络组、咨询调研组的负责人交换了意见。
前者是政策，后者是宣传。
也就是说，如果答应了前者的政策，就会获得后者的宣传上的支持。
然后,周不器才和薛宝珊手拉着手，步行回考利街4号的家里。
“这帮家伙，真是如意算盘！”
“嗯，感觉挺靠谱的。”
薛宝珊轻轻颔首。
周不器慢悠悠地说：“欧洲是互联网荒漠，缺乏一家真正的大型互联网公司。紫微星数媒如果拆分了，就会立足英国，这足以让他们感到骄傲了。”
薛宝珊抿嘴道：“英国比欧罗巴大陆那边强很多,这边是英语系,有一些二线的硅谷人才,也比较适合发展。”
周不器点了点头，“嗯，欧洲的互联网行业如果存在机会，也只能是英国。从文化价值上来看，英国跟美国更靠近，而不是欧罗巴。”
这一点很重要。
欧盟那边很白左，政策向中低产倾斜得很严重，对资本压制得很厉害，对大公司对有钱人的税率极高。
相比之下，英国跟美国更像，两党之间相互竞争、相互妥协，社会上的主要论调是“奋斗致富”，而不是“分配致富”。
其实“分配致富”也可以，欧洲这么发达,平均主义之下，也能极大地解决社会矛盾,减小贫富差距。
可问题是怎么解决分配主义下工作积极性的问题,以及分配的权力掌握在谁手中。
人性都是共同的,理想主义的圣人凤毛麟角，大多数的人都是谁掌握了分配的权力，谁就为非作歹。
比如欧足联、英超、西甲这种组织，把各大俱乐部的收益都收上来，进行“团结”、“公平”、“和谐”、“友好”的二次分配，分来分去，都分给几个既得利益群体了。